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历史与传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一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结，一种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似乎就会出现一种与传统文化争夺 “正统”、争夺“中心思想”的局面，因此，二者关系的处理既是思想界、文化界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马基课教学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20世纪初以及建国初期的中国，以“新文化运动”与“文革”为代表的两场运动，近乎将传统文化良莠不分地打入了冷宫，使得在建国后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传统文化沦为“封建流毒”，彻底地边缘化，暂时取消了对二者关系的深层思索。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呈复兴之势，民间的“文化热”、“国学热”也方兴未艾，2011年孔子像在临近天安门的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后被移走），更是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引发各种解读。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我们重新回答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否则，学生就会质疑：我们中国自称有几千年深厚的文化传统，却又为何不把本土的思想作为指导性思想，而要树立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否意味着它会重回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从而挤压马克思主义所处的位置？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反而在很多方面相连相通。之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早期共产党人会接受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并让其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并逐步发展，表面上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失望、叛逆与对革命思想的拥抱，但从心理深层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之处，或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物理世界中，有一类现象叫做“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磁铁的南极与南极、北极与北极相互排斥，但南极与北极相互吸引，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但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与思想领域，却存在着一种我称之为“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现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的是“同性相吸”，“道不同不相为谋”讲的则是“异性相斥”，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也是一种“异性相斥”机制的具体体现。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早期的共产党人，在面对众多的外来理论作出抉择、取舍的时候，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里面原因很多，不是单一的原因起作用，但无疑，文化之间“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机制是发挥了作用的。
　　对于这一点，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
　　例如，马哲是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古代的八卦、五行学说实际上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八卦、五行用自然界的力量去说明自然界的现象，出发点是唯物主义，前者用阴阳交感、阴阳互补、阴阳的相互转化去理解世界，后者用五行的相生相克去解释现象，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
　　又如，马克思讲共产主义，中国古人则讲“天下大同”，追求的是朴素的平等与平均主义的理想。西汉的《礼记·礼运篇》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说法，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也是把平均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秦末的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宋朝的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等起义领袖喊出了“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喊出了“均田免粮”，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则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尽管农民阶级的领袖存在着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本人也往往在起义后期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但这些口号之所以能吸引人心，仍说明在中国的底层、中国的民间乃至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确实有一种平等主义、平均主义的朴素的追求，这与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在表面上是有一定类似性的，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能被当时的中国人接受。
　　再如，马克思讲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基础性地位，以及认识对于实践的反作用。中国古人的知行观讲的“知”和“行”的关系，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与马克思的认识如出一撤。荀子讲：“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强调的就是实践的重要地位。“西游记”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同样的道理，以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的本领，可以驮着唐僧瞬时到达西天取回经书，完成使命，但为什么佛祖让孙悟空陪着唐僧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回经书呢？其实，经书不是文字、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千磨万难、历经坎坷、阅尽人世之后的感悟与精神上的升华，即所谓的“实践出真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也。“西游记”告诉我们的这一道理，与马克思的认识论、实践论是一致的。
　　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这种“同性相吸”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生长，也正是通过文化层面的比较，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在以个人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化当中，为什么难以成为主流（尽管影响力也很大）。虽其原因很多，但其中的“异性相斥”机制无疑不能忽略。
　　只有把上述问题讲清楚，学生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生根、发展的内在逻辑，这里边既有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革命性、阶级性特征所起的作用，也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晚清与民国的中国是个“病国”，需要吸收国外的思想文化资源来走出困境，这就好比器官衰竭的病人要移植器官一样，需要配型，只有配型成功，才可以手术成功；配型不成功，就会产生异体排斥反映，导致失败。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扎根并得到发展，需要很多条件，其中，它与中国传统文化“配型”成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可不察。
　　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的地方，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思想渊源、关注重点与核心内容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偏重做人的道理，并没有关注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与演变趋势，也没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其辩证思维也没有体系化、系统化。从中国的国情来看，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作为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其革命性也可以克服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封建性”的成分，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重要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适宜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单纯看作一种“外来思想”，它在本土的传播和发展已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一个大国，不能搞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排外，对于任何的思想、学说，只要有道理、有用，就应该学习、吸收、借鉴，而不以一种学说是在中国本土产生还是从国外输入作为衡量思想价值的标准，这种包容的心态既是崛起中的大国所需要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海纳百川的内在气质所应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深刻的思想体系，它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我们依然需要坚持它、发展它。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都会处在思想、精神领域的重要位置，前者在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层面提供指导性的作用，后者则承担者重塑国人精神的历史使命。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不是顾此失彼的关系，而应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契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个契机。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马基课教师也提出了很多的挑战和问题，除了前文探讨的内容之外，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行进一步探索：一是如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发掘有用的资源，来阐释马克思的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虽以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口最多，但也有其他的思想资源，比如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们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相结合？三是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怎样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辨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古老的传统在现代文明获得新生，发挥新的作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马基课教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深入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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