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是后期新月诗人代表，后致力学术研究，成为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陈梦家的父亲陈金镛长期任上海广学会编辑，是一位新教牧师，曾在南京创办了一所神学院，并任院长。1911年4月16日陈梦家出生于南京。“陈梦家的童年是在非常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度过的，给他的世界观与艺术个性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周永珍《陈梦家传略》）陈梦家年轻时写过一首诗《我是谁》，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是一个牧师的好儿子，我就甘愿长远在不透风的梦里睡。”
陈梦家自幼喜读古诗，尤其是唐诗，并长期在教会学校学习。“颠簸在社会风浪中的上层知识分子小康家庭的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教会学校中欧美文化的教育，造就了陈梦家充满矛盾的思想、气质与个性。”
1927年8月，闻一多应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前身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1928年 5月改名 “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宗白华之邀，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副教授。闻一多在此校任教虽然只有一年，但他发现和培养了陈梦家和方玮德，两位后来都成为新月派诗人。1927年夏，陈梦家高中尚未毕业，就考入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学法政科。1927年冬，陈梦家到闻一多家中作第一次拜访，后来他在文章《艺术家的闻一多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单牌楼的寓所里第一次见到他，他的身材宽阔并不高，穿着深色的长袍，扎了裤脚，穿着一双北京的黑缎老头乐棉鞋。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厚厚的口唇，衬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他给人的印象是浓重而和蔼的。”此后，两人因新诗的关系，紧密团结在一起。除了诗歌是联系的纽带，两人的精神气质也有共通之处。
1930年秋天，闻一多在杨振声的热烈邀请下，和梁实秋一起来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在1930年12月10日写给朱湘和饶梦侃的信中，闻一多说：“陈梦家、方玮德的近作，也使我欣欢鼓舞。梦家是我发现的，不成问题。玮德原来也是我的学生，最近才知道。这两人不足使我自豪吗？……我的门徒恐怕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一把汗自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两人不是极明显的，具体的证据吗？……梦家、玮德合著的 《悔与回》已由诗刊社出版了。”可见闻一多对这两位诗人多么器重。
闻一多离开中央大学后的第一学年，新月诗人徐志摩兼任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在他的提携下，陈梦家、方玮德都成为《新月》的作者。陈梦家当时的创作，受徐志摩“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茅盾：《徐志摩论》）的诗风影响甚深，也有一些诗是模仿闻一多的（如《葬歌》模仿《也许》）。
1931年夏，陈梦家毕业后，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负责编选新月诗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诗选》。陈梦家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选出前、后期新月诗派主要诗人的代表作共18家80首，把这些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社会地位与政治思想倾向的诗人，在艺术流派的体系上联系起来。 1932年3月，受到闻一多的邀请，陈梦家到国立青岛大学担任助教。师生二人在青岛相互切磋诗歌，陈梦家的创作才能突飞猛进。
闻一多不修边幅，而在梁实秋眼中，“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一个青年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人颇为相得。”师生有相似的率性气质。
有一天，闻一多和陈梦家到青岛第一公园 （今中山公园）去赏樱花，走累了到路边的一个角落休息，陈梦家无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帜底下。他蓬首垢面，这时，有一个不相识的老者走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闻一多把这个故事讲给梁实秋听，他认为陈梦家过于名士派了。
有一次，闻一多写一短笺给陈梦家，称之为梦家吾弟，陈梦家回称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一顿。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爱青松和大海，更爱两个年轻诗人——赏识陈梦家和臧克家，他逢人便得意地说，我有“二家”。
1932年7月告别青岛之后，青岛海滨的灯塔，仍在梦境闪烁。对这一段青葱的诗意岁月，陈梦家在诗歌《往日》中追忆：
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我与古卷上的贤明诗人/在孤灯下听他们的诗歌：像我/所在的青岛一样，有时间长风/怒涛在山谷间奔腾，那是热情；/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它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
在青岛，陈梦家的诗歌远航。青岛，也是他与恩师闻一多情深似海的地方。1956年，陈梦家写的《艺术家闻一多先生》一文里回忆和闻一多在青岛的时光，“我们常常早晚去海边散步，青岛有很好的花园，使人流连忘返，而他最爱的是站在海岸看汹涌的大海。”（《文汇报》1956.11.17），青岛大学学生闹学潮，赶闻一多，可能是因为他要求学生严格，不赞成学生放弃学业参与运动。闻一多和陈梦家乘火车到泰山一游，在车站师徒分手。闻一多在泰安买了一盆花回青岛，陈梦家回了南方。陈梦家对其师评价：“对于大海和泰山的爱，可见他的胸怀；对于小小奇巧的事物，他也有癖嗜。”陈梦家写这篇文章时，闻一多已经去世十年，在陈梦家的心目中，闻一多是诗人的激情、学者的严谨、艺术家的气质三位一体。“绘画对于他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所喜爱的颜色（黑与红）也象征着他思想情感中对立的两个倾向。”此时的陈梦家无法预料十年后自己的最后结局，这正如他的小诗：
人生是条路，/没有例外，没有变——/无穷的长途/总有完了的一天。
后人读史，虽不见前人，但了然生与死的巨大落差，正是如此，才可感受到历史的诡异。
离开青岛后，陈梦家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研究生。随后，由宗教学转向攻读古文字学。陈梦家之所以对古史发生兴趣，最初是出于对中国上古宗教的关注，此后，他倾全部精力于古文字学及古史学的研究。仅1936年便写有《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 》、《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令彝新释》等七篇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禹贡》、《考古社刊》上。
1935年，年轻的诗人方玮德患肺病不幸去世。闻一多非常叹惜。在《北京晨报》“学园”副刊刊发的“玮德纪念专辑”中，写了《悼玮德》，称方玮德有“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闻一多认为，作家、诗人、学者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情怀”。没有这种情怀，不能成其为作家。文中还提到方玮德所进行的文史研究。与方玮德一起写诗的徐大纲、孙毓棠、陈梦家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研究“中国本位文化”的方向，“期待着早晚新诗定要展开一个新的局面，玮德和这几位朋友便是这局面的开拓者”。
“七七事变”后，陈梦家接到长沙临时大学的电报，邀他去教文字学。这个教职，是闻一多、朱自清推荐的结果。朱自清在致梅贻琦的信中说：“临时大学尚缺文字学教员一人，拟由清华聘陈梦家先生为教员，薪额一百二十元，担任此类功课。陈君系东南大学卒业，在燕大国学院研究二年，并曾在该校任教一年。其所发表关于古文字学及古史之论文，分见本校及燕大学报，甚为前辈所重。聘请陈君，不独可应临时大学文字学教员之需要，并可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
西南联大时期，昔日的师徒已经成为联大的同事。由于生活窘迫，闻一多挂牌治印。陈梦家回忆道：“到了清华以后，他因为治《诗经》、《易经》之故，兼治古文字学，因此也开始写摹甲骨文和金文。……他的印章、书法和诗，有许多互相贯通的地方。他仿佛最爱格律、章法等形式的严整性，而由于他是热情而又有丰富想象力的人，常常想冲出这个形式的藩篱。”学者闻一多冲破了许多无形的东西，成为了斗士，成为西南联大民主堡垒中的一座丰碑。
陈梦家夫妇在美国得到闻一多先生遇害的噩耗，不胜悲痛。此后，他的书房一直悬挂着闻一多的照片。后来，在纪念徐志摩的一篇文章中，陈梦家将他的两位老师——徐志摩和闻一多进行比较：“志摩的诗是温柔的、多情的、自由奔放的、更多一些个人的感情；一多的诗是敦厚的、热情的、谨严的、更多一些爱国主义的情绪。……志摩如他自己所说的，为都市生活压死的，而一多的晚年是为革命而牺牲。一个是意外的可惋惜的早死，一个是至死不屈的悲壮的成仁。”赵萝蕤将陈梦家与徐志摩、闻一多比较，中肯地评价：“梦家是新月诗人中的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他师事徐志摩和闻一多两位先生，但他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造诣，也绝没有闻先生对祖国、对人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
1949年后，陈梦家昔日恩师闻一多，被定位为学者、诗人、民主斗士。而陈梦家则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劫难逃者，当年意气相投的师徒，此时被人为划分在两个政治阵营中。陈梦家其中有一条罪证，便是他讲学时，曾“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
1966年陈梦家在神州浩劫中不堪凌辱，自杀。此时，闻一多墓上青草，已荣枯20载。如果真的有天堂，不知这对师徒相逢，还会不会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