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李小龙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他在电影中飞身爆踢两块牌匾的精彩场景。这部电影，叫《精武门》，1972年上映；那两块牌匾是“东亚病夫”和“犬与华人不得入”。
电影是一门艺术，任何艺术表达，只有拨动观众的心弦，方能激起情感共鸣，从而形成巨浪效应。而最广泛、最自然、最深沉的情感，莫过于“爱国”。梁启超曾说：
“大抵爱国之义，本为人人所不学而知，不虑而能。”
是啊，爱国，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那里，首先是一种情感，然后才是一种主义。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国度里，出生、成长直至死去，留下了全部记忆，怎会轻易割舍？
即便遭遇不公甚至是迫害，真正爱国的人，可能会选择暂时逃离，但一定不会选择叛国。
曾几何时，陈独秀写道：
“八国联军打中国时，为什么不干脆灭了中国，留下这么个烂摊子，让人受苦。”
曾几何时，胡适写道：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这国如何爱得……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起死！回来！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但是，他们终究从绝望中走了出来，毅然决然地回国，向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用看似单薄的力量，打造一片新天空。
至于那些走不出来的，有的自杀以殉志，有的则踏上汉奸的不归路。一旦迈出滑向深渊的那一步，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哪怕，在内心深处，仍是爱国的。
李小龙的电影，总是高扬着“民族精神”的旗帜，通过凌厉霸道的武术，让国人压抑许久的屈辱甚至是自卑情绪得到宣泄。
最近成为现象级电影的 《战狼2》，又何尝不是如此？刷过两遍之后，给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末尾那句：“那他妈是以前”。
一句话，道尽了百年屈辱；一句话，宣示了民族复兴！
以李小龙的武术修为，如果放到今天，很难想象《精武门》会有多少票房。
不过，人们似乎更愿意沉浸在澎湃的情绪里，而不太会去思考那两块牌匾的真伪。诚然，电影嘛，何必较真？
但是，一切以历史为主题的艺术表达，都势必勾起人们对过往的记忆，势必会重塑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场景。
然则，这两块牌匾，或者说这两句长期压在中国人头上的话语，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东亚病夫”一词
就现有史料而言，最早使用“病人”来描绘中国的，是1876年1月4日发表在《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称：中国“如土耳其国，早已素称病人”。那时，距离国门洞开已30余年，西方对中国的实情早已了如指掌。
真正撕下中国“天朝”面具的，则是清人视为蕞尔小邦的岛夷——日本。除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外，天天嚷着要恪守“大本大原”的士大夫们，绝不会料到战争的结局竟如此残酷。
1896年，英国《伦敦学校岁报》对此战发表评论称：
“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患其虚实也。”（被西方视为病人的四个国家分别是：土耳其、波斯、中国、摩洛哥）
显而易见，无论是“病人”，还是“病夫”，西方借以指代的是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甚至更倾向于清政府，而非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
甲午战争尤其是庚子事变之后，“东方病夫”迅速成为流行词，报纸上的评论可谓俯拾即是。兹略举几例。
1901年《国民报》载《东方病人》：“西人谓东方有病人焉，中国是也；西人谓东方有死人焉，中国是也。”
1903年《万国公报》载《东方病夫之伴侣》：“在远东之二病夫，曰中国，曰高丽。”
1903年陈天华撰 《警世钟》：“耻呀！耻呀！耻呀！外国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
1904年孙中山撰 《支那问题真解》：“支那久有‘东方病夫’之称。”
期间，也曾出现“远东病夫”、“华夏病夫”、“东方病人”之类的概念。至于现在大家所熟悉的 “东亚病夫”一词，则来源于曾朴。
他撰写小说《孽海花》使用的笔名，正是“东亚病夫”。
翻阅当时报纸杂志可知，在“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改革成功之前，“东方病夫”与“东亚病夫”在中国知识界的使用频率不相上下，甚至前者的见报率更高。
因为，通常意义上的 “东方病夫”，同时包含中国与土耳其。未曾想，凯末尔这个牛人，愣是将土耳其头上的“病夫”帽子给摘掉了。
中国知识界只好有意淡化这一词汇，更多采用“东亚病夫”来专门描绘中国，以唤醒沉睡的国人。
在传播过程中，“病夫”的含义也慢慢发生转变，不再泛指抽象的中国，而是针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乃至身体力量，并成功为尚武精神的复苏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
1903年，梁启超撰写《论尚武》一文，大声疾呼：
“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瘫痪，已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20世纪竞争之场，宁复有支那人种立足之地哉？”
关于“犬与华人不得入”一语
1994年，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发表《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首次对这一木牌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直至今日，学界仍有争论。
诚然，写有“犬与华人不得入”的木牌至今未能找到实物，也没有相关照片，甚至在当时的大型报纸《申报》都无法看到报道。
但是，有一条很关键的证据，来自周作人的《公园之感情》：
“上午乘车，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与友人同行，又能具体到木牌字数，应能排除故意作伪嫌疑。
除私人日记外，当时租界工部局的档案也可以互相印证。档案中明确记载了公园园规，内容如下：
一、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
二、小孩之坐车应在旁边小路上推行；
三、禁止采花捉鸟巢以及损害花草树木，凡小孩之父母及庸妇等理应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
四、不准入奏乐之处；
五、除西人之庸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六、小孩无西人同伴则不准入内花园。
据此，我们可以进行合理推测。即使这块木牌真的没有挂出来过，国人也会很自然地将公园六条规定简化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加以传播。
因为，其他几条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而犬与华人两条所产生的耻辱感却扑面而来。这样的简化或者符号化，自然不能说它偏离了历史事实！
《上海租界的黑幕》一书在谈到此事时就曾写道：
“过去有一个时期，公共租界小公园之揭示牌上，标举规则多余，其第一条说，‘此园专供外人之用’。另有一条，‘此园不准犬类入内’。简单说起来，就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
后来，有不少中国人穿上西装，假扮成日本人入园，而公园方面对此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默认政策。1912年，租界董事会会议有一条这样的记录：
“在允许穿西装的华人进入公园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争论，但董事会认为与日人混淆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现行规则应予保留。”
直到1928年，中国人的抗争终于迎来了胜利，关于“允许华人进入公园和公共场地”的提议终于在纳锐人年会中获得通过。
至此，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租界内的任何一所公园。
诗人黄莽曾在 《怀念李小龙》中写到：
梨园子弟咏青春，跨海犹平拳道真。
一扫病夫龙骨傲，唱他万遍警来人。
时光易逝，中国已向世界宣布进入“新时代”，民族复兴之梦指日可待。
此时此刻，还有多少人记得李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