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翻译政治讽刺诗漫谈

　　1962年《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新闻：美国禁止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酱油对虾过境，并配了一首打油诗：“酱油对虾过境，美国政府不准。奇闻轰动加拿大，讽刺外加责问。若问对虾罪状，实在清楚得很：头脑一热便赤化，可见思想不稳。至于酱油其人，更是红得发紫。出场便能闹革命，由此可定罪名。铁幕高悬白宫，将军草木皆兵。如此封锁禁运，世界史上笑柄。”这首诗实际上是根据袁水拍的《酱油和对虾》改编而成，原诗是：
　　酱油对虾过境，美国政府不准。
　　奇闻轰动加拿大，讽刺外加责问。
　　酱油影响安全，道理不难说明；颜色红得发紫，即此可定罪名。
　　再查对虾其人，武装到了头顶，脑袋一煮便赤化，可见思想不稳。
　　铁幕高挂白宫，唯恐草木成兵。
　　如此战略物资，世界史上笑柄。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 《诗刊》1959年第5期中，后又收录在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春莺颂》以及1965年作家出版社版《政治讽刺诗》中。袁水拍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讽刺诗人，以笔名马凡陀而闻名，可以说正是在他的影响下，讽刺诗在4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成为了当时诗歌创作的主流。外文出版社也在1963年出版了袁水拍政治讽刺诗的英译本——《酱油和对虾：政治讽刺诗》（Soy Sauce and Prawns：Satiric Political Verse），由沙博理翻译，收录了袁水拍的24首政治讽刺诗，并按照创作时间（1943-1962年）排序。沙博理在他的自传中提到，1962年拍摄电影期间，他很长时间都无事可做，所以在拍摄间隙，就有时间翻译了这本诗集。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中央成立了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审定小组，袁水拍担任组长，负责定稿。与此同时，沙博理曾经作为语言专家在1974年和1976年两次参加过毛泽东诗词英译文的定稿讨论会，所以笔者推断沙博理和袁水拍是相识的。
　　沙博理在一次访谈中也提到，他本人非常喜欢袁水拍的讽刺诗，觉得很有 “政治味”。如何使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被外国读者接受的同时，又能够传译出其“政治味”就成了翻译的关键所在。沙博理首先能从中国人的文化立场去解读政治讽刺诗背后的政治讽刺功能，然后在翻译过程中基于他的双重文化身份，采取多种变通手段，以 “英语读者”的视角把握全文，使译诗在措辞、诗句力量和篇章形式方面既近似于英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又能传达原诗的政治价值。做到了他本人所说的“不但要让外国人看得懂，而且要让外国人感觉到中国文学的高水平”。
　　在《酱油和对虾》一诗中“对虾”一词出现两次，沙博理分别将其译为 “prawn”和“Chinese big prawns”。对虾又称“中国对虾”，专业译法为“Penaeus chinensis”，沙博理却选择了“prawn（对虾，大虾）”这一比较常用的单词，既可以避免因词语过于专业而偏离原作通俗易懂的风格，也更容易被外国读者所理解。第二次出现时，沙博理增加了两个定语，尤其是“Chinese”一词，既在语义上增加了对虾产自中国的信息，又使其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与下文动词“ban”搭配，一方面指禁止中国对虾的运输，另一方面又暗指禁止中国意识形态的流入，取得了一语双关的讽刺效果。再如“草木成兵”这一成语，该成语表现的是一种疑神疑鬼的心态，沙博理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将其与英语谚语 “Take every bush for a bugbear”相对应，而是创造性地译为“hysteria（癔病）”，将这种心态通过夸张的方式表达为一种病态的癔症。可以说沙博理在词语的传译方面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在充分理解原诗字词深层含义的基础上选词炼词，确保每个词都能传情达意。
　　袁水拍的讽刺诗诗句凝练，讽刺犀利，而且为了增强诗歌的讽刺力量，原诗中会使用比喻、夸张、白描、假借、影射和典型化等修辞手法。以《一只猫》这首诗为例。
　　军阀时代：水龙刀还政于民：枪连炮。
　　镇压学生毒狠辣，看见洋人一只猫：
　　妙呜妙呜，要要要！
　　诗人将国民党比喻为一只在主人面前温顺的猫，形象地描绘了国民党面对帝国主义“金主”时的献媚乞讨，与对人民的血腥镇压形成对比。翻译时，沙博理将原诗“镇压学生毒狠辣，看见洋人一只猫”译为“Towards foreign bosses / A wolf’s ferocity, / Towards Chinese students/ Feline docility”。一方面将“毒狠辣”以同样形象的暗喻方式译出，“feline docility”也比原诗的比喻更加直接。另一方面排比修辞使国民党两种态度的对比更加明了，译诗讽刺力量与原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袁水拍的讽刺诗大多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歌民谣等方式，具有一定的音乐性，节奏感强，便于朗诵。但译诗要达到中国传统民歌调子的音乐美是很难的，沙博理在翻译时则较多采用英诗押尾韵的方式。 例如《一只猫》这首诗，原诗以七言为主，“接近于南方民谚，有‘吴歌’胎息，繁管急弦，有较强的节奏感”。沙博理采用了英诗尾韵的隔行交互押韵（ababcdcdefef），使译诗具有了英诗的诗歌形式特征。译诗前八行尾韵以辅音和短元音（尾韵分别为：[s][][tr][s]）为主，发音时间短，节奏跳跃急促，再现了诗人讽刺国民党无耻行径的幽默口吻。译诗后四行中[:]的尾韵使发音时间延长，强调了国民党面对帝国主义便奴颜婢膝的形象，放大了讽刺效果，且“more,more,more”颇有猫咪“妙呜妙呜”的拟声效果，妙不可言！
　　译诗集第19首《祸延小孩》讽刺了美国“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认为加利福尼亚小学教员在儿童中间搞颠覆活动的事件。原诗是四小节二十八行，第一节诗人控诉了美国统治者以往的霸权行为，以直白、辛辣的“美国统治者，杀红了眼睛”作为结尾句。诗歌在第二小节进入对主题事件的叙述。全诗简洁明快，通俗易懂，郎朗上口。沙博理对该诗采用拟译的翻译方法，删除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内容（第一节），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将原诗的情节线索进行梳理，拟译后译诗为三节二十三行，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却使译诗具有了英诗的形式，使译诗更加简洁凝练，可以让外国读者更加清楚的理解原诗的内容。
　　袁水拍讽刺诗鲜明的政治性、诗歌本身的民间曲调形式、通俗化的语言以及讽刺热辣的风格都对其英译提出了挑战。作为一名外来译家，沙博理怀抱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胸怀和政治立场承担了此项翻译任务，独特的译者身份又使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实现了保持目的语读者取向和再现原诗政治讽刺效果之间的平衡。
　　（王芳，外国语学院2015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