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的情怀

　　2017年的11月中旬，我从热带西太平洋出海观测回来。彼时，恰值初冬的一波寒流袭扰东亚，整个江南都笼罩在阴冷和潮湿的天气中。
　　回到学校，实验室的秘书转交给我一套两本的冯士筰教授学术文集，捧在手上很是欢喜。那套学术专著记录了冯老师从教55年中的学术生涯，建树丰硕、桃李天下。此书还伴有一盒他亲自设计和题笔的木质书签，我在欣赏那书签的精美和寓意的深远同时，心中也感到失落。其实，我本该去青岛的母校参加冯老师从教55周年学术座谈会的，但是因为出海观测竟然错过了机会。
　　我同冯老师相识已经有30多年了。当初在山东海洋学院读书时，就听闻物理海洋系的老师们 “很厉害”，冯老师便是中青年教师里的佼佼者之一。不过，我第一次见到冯老师并与之相处已是在我去法国读书之后的事情了。1986年春夏之交，冯老师应邀去比利时参加国际会议并在那里做学术访问，返程时途经巴黎，就在我读书的巴黎高师小住几日。那时，我对冯老师所做的学术研究并不了解，反过来冯老师对我做的实验工作却很感兴趣。我们在茶余饭后的聊天中、在公园草坪上的闲暇之余，断断续续地谈到过物理海洋学中的“物质输运”命题和化学海洋学中的“示踪作用”问题之间的交集。那时，我在懵懵懂懂中开始体会到我所研究的生物地球化学课题应该同物理海洋学的过程结合在一起。
　　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我有幸参加了由冯老师领衔、青岛海洋大学和汉堡大学之间的 “中-德合作项目”。因此在那段时间，我们实验室先后有三位青年教师和学生到德国进修，积累了学术经验，拓宽了生活视野。在同冯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深深地为他的智慧、宽容和远见所折服。1998年的春天，冯老师率队到汉堡大学同对方商谈合作项目的实施计划。在汉堡期间，白天冯老师带领我们同德国的同事就合作的内容逐一审定实施的细节，晚上组织大家就白天的研讨内容进行总结并针对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做出一个预案。我那时年轻气盛，讨论时会在一些枝节的问题上纠缠，但冯老师从未对我在当时不冷静的言语和莽撞的举动表示过哪怕稍微一点的不满，而总是鼓励我们大家把要说的话坦率地讲出来，由他来负责同对方协调。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次赴汉堡的学术访问中，冯老师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因为工作过于繁重和紧张，同行的一位老师因病倒被半夜送到当地的医院急救。但是海洋大学同汉堡大学之间的中-德合作成果颇丰，其中一部分被总结并发表在国际的学术期刊Journal of Marin Systems的2004年第44卷3-4期中。后来，中-德合作项目的德方负责人，汉堡大学的Jurgen Sundermann教授也因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与中国同行之间开展学术交流，被中国政府在2009年授予国际合作“友谊奖”。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我也得益于冯老师领导的 “浅海室”中浓郁的学术氛围，几位资深的教师不定期地会给当时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专题学术讲座；我也曾多次到那里“蹭课”，赶巧了还会免费被冯老师“招待”一顿。也就是在与冯老师等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开始逐渐理解在浅海动力学中拉格朗日时均与欧拉时均的基本差别，以及它们在指导海洋学观测中的不同价值，并在日后也影响到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
　　其实，在我个人学术成长的各个阶段，无不得益于前辈们的举荐与同事的支持，其中和冯老师的鼎力提携密不可分。记得在回国后，第一次到北京参加教育部的科技委会议，也是冯老师力主推荐并使我能够与之同行。那一年的冬天，青岛下了少有的大雪。本来我跟随冯老师搭乘下午的飞机从青岛去北京，但因为冰雪天气航班被取消了，我们被安排到机场附近的一处宾馆中过夜，直到第二天的傍晚才又重新登上另一个航班。在机舱里，有一些旅客因为原计划在当天上午出发的航班被延误了8个小时而义愤填膺。我自己也在心中愤愤不平，毕竟从青岛到北京，就算是搭乘火车也用不了一天一夜。而此时，身边的冯老师拉拉我的衣袖，要我静心坐下来，并宽慰道，毕竟我们已经可以出发了，况且天气的因素不是人可以控制得了的。记得那次到北京后，为期两天教育部科技委的会议我们只参加了个 “尾巴”，但这次旅行经历之波折却令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怀。
　　有一段时间，冯老师因为牙周疾病住院手术和之后的多年定期复诊，我们在上海见面的机会又多了一些。有时去医院探望冯老师，不免会谈起生病与就医的事情。冯老师对于自己生病，总是表现出一种豁达的态度，言曰“生老病死乃人之定数，担心和焦虑都没有用”。也正是这种处世的开朗与随和，冯老师对医生的诊治非常地配合。在生病就医期间，不仅与我们大家而且与医生之间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冯老师出院之后上海的医生还特地叮嘱其在青岛的同事定期地关照冯老师的术后恢复之事。
　　记忆驱走了江南的湿冷，心里流淌着春天的暖意。能够与冯老师一道共事，我是幸福的。先生出身于津门的书香门第，为人谦和；秉承教书育人之理念，对晚辈和蔼可亲、庇护有加，自不在话下。尤其对我本人，先生更是宽容和体谅至极，以至于讲起来，我周围的同仁都心怀不平。
　　回到本文的开头，当我后来打电话给冯老师谈及因未能够参加 “座谈会”而懊恼时，在电话另一端的冯老师轻描淡写地说 “也不曾打算为此事惊动大家、包括我当年的学生和同事”。放下电话，我思绪良久。想到倘若要冯老师替我在出海和座谈会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一定会敦促我义无反顾地去做海洋学的观测。想到此，我内心亦有所释然。
　　（作者为中科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