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明星有了知识分子式的文化冲动

期次:第2007期    作者:韩浩月   查看:146









  电视剧《风筝》播到后期的时候,一些女粉丝在朋友圈刷了屏,只是讨论的重点不是柳云龙的颜值,而是“才华是男人身上最性感的地方”。当然,也有人觉得柳云龙在《风筝》里依然很帅。
  “耍帅”是柳云龙的标签之一。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在有柳云龙出现的谍战剧里,永远只有他一个人是绝对主角,别人都是配角。频繁运用的特写,由“温暖、卖弄、戏谑、诡异”等成分构成的标志性笑容,不断被放大到荧屏。还有人问道,“柳云龙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恋?”
  而有关他拒绝配合宣传、拍戏现场改剧本等传言,也为他在“耍帅”之外赢得了“自负”、“戏霸”等称号。但《风筝》的播出,大幅度地“洗白”了那些过去对他而言属于“负面”的形象。在这部戏里,除了偶尔有大段的自白凸显 “自恋”特征外,更多的时候,观众看到了他在剧中接近于知识分子式的思考。
  谍战剧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制造对立,彻底美化一方丑化另一方;二是剧情严谨工整,表演可圈可点,娱乐性很强;三是在保证娱乐价值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地看待历史,用人性化的手法刻画人物,通过剧作尝试发现真相、寻找问题、激发反思。《风筝》是谍战剧创作进入第三阶段的代表作。
  柳云龙饰演的郑耀先,在人物形象与角色性格上,有鲜明的知识分子特征。“痛苦”是郑耀先内心占比最大的情感底色,卧底于军统时,表面上郑耀先要伪装出“心狠手辣”、“玩世不恭”的样子,但当独自面对自己真实身份、被自己人追杀、以及不得已要处决已暴露的同志时,那种“痛苦”就像郑耀先所说的,“人不人、鬼不鬼”。
  在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后,郑耀先并没有进入“胜利之后,论功行赏”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迷惑敌人,化名周志乾继续从事艰苦的谍报工作。长期坐牢,被不明真相的人侮辱,文革期间为了保命装死,被押送到青海之后的那些年音讯皆无、一身疾病,如果不是徒弟马小五拼力寻找,就只能无声无息地葬身他乡。
  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痛苦”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这基因来自于历史伤痕的遗留,也来自于知识分子反思无门的困扰。
  除了“痛苦”,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个特点“纠结”,在《风筝》中也有体现,这份“纠结”在于,如何在刻画国共两方情报工作者的形象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创作者是否能以客观的立场来介入历史。
  柳云龙在《风筝》中虽有“纠结”的成分,但更多是冲破“纠结”的勇气,《风筝》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关注,以及获得诸多观众的好评,一定程度上在于它让大家感受到“纠结”被撕扯掉之后的某种痛快。
  《风筝》所创造与使用的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也是此前谍战剧比较少见的。在情景设定上,柳云龙谍战剧突破非黑即白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即淡化仇恨、减少对立,更多从历史发展必然的宏观格局上,去审视战争,因此,在《风筝》中,好人与坏人,都是有人格的,甚至坏人身上,也是有魅力的,这更加凸显了故事的真实性。
  从1946年的重庆,到1979年的北京,时间跨度的拉长,经历大事件的繁复,让《风筝》脱离了单纯谍战戏的精彩,而拥有了令人沉静的文化意味,剧中城市背景、服装化妆、标语口号、人们的言行举止等等,无不在反应时间的变化、政局的变化、思想精神的变化……

  这种种变化累积在一起,实际上展示了文化在巨大历史事件的冲击下,所呈现出来的形状、色调、味道,它提醒观众,当把内心的一些文化困惑投射到某个历史节点上去观察的时候,能够发现当下诸多的时代症结,是能够找到源头的。
  柳云龙不惜使用舞台剧风格的独白,来强化《风筝》的价值。剧中涉及有关信仰、反思、忏悔等主题时,往往会出现大段的台词,这样的台词虽然打乱了电视剧的正常节奏,甚至有强行升华的嫌疑,但的确也做到了把观众带出剧作,与历史和现实发生关联,这无形中为不乏漏洞缺憾的《风筝》加了分。
  与《风筝》同期热议的影视剧作品,还有《芳华》、《无问西东》。冯小刚导演的《芳华》在拍出个人美好情怀的同时,也因为触碰到越战与文革题材而成为话题电影,票房破了他个人的记录,超过了14亿元。李芳芳导演的《无问西东》,是部片名十分文艺的电影,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收获了超过五亿的票房,同样,这部电影被赞有情怀、有格局、有史诗意味。
  把《风筝》、《芳华》、《无问西东》这三部影视剧作品放在一起,会看出什么?它们的受欢迎是一种巧合还是一股潮流?被批“只配看烂片”的中国观众,为何对这三部拥有了思辨力量与人文精神的作品,有了超乎寻常的捧场热情?
  很简单,《风筝》、《芳华》、《无问西东》体现出它们的稀缺性。在中国娱乐市场上垃圾遍地、标准混乱、规范失范的状况下,这三部作品的良苦用心、面世的艰难历程、以及它们传递的价值指向,都被观众敏感地捕捉到了。
  观众意识到,如果这样的作品,得不到与其质量相匹配的口碑与票房,那么将有可能导致最后一批捍卫创作尊严的导演们,决绝地走上庸俗之路,把金钱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柳云龙、冯小刚、李芳芳身上,可以感受到他们拥有了文化自觉。柳云龙愿意蛰伏五年,放弃拍摄大量剧作赚取高额报酬,冯小刚不愿意再拍商业喜剧,想用自己的资源拍点儿自己乐意拍的电影,李芳芳在大多数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坚持启用明星阵容,以大投资拍摄一部大作品……若非内心涌动着强烈的文化自觉,他们不会坚持在这个时代不宜坚持的立场。
  当明星有了文化自觉之后,他们其实已经迎头与观众走向了合流。观众是渴望优秀的影视作品让他们欣喜、沉思、泪流满面的。但在催促创作者拿出佳作无效的情况下,观众也会去消费烂片烂剧。只是,更多人在消费之后会毅然起身离去,转而寻找那些真正能引发心灵共鸣的作品。
  这个时候,那些有思想、有技术、有操作能力的导演,便站在了潮流之前,他们在创造的同时,也在引领。如果创作者与观众,真的能在某个时刻达成理解与默契,那将是中国影视乃至中国文化真正的崛起之时。
  连好莱坞都在“反好莱坞”的时候,全球范围内对于影视产品的重新定义,已经到了一个截止期。简单粗暴的口水化娱乐,已经无法得到主流观众群的认同。诸多电影奖项已经意识到这点,以奥斯卡为代表的国际电影大奖,早已转向中小成本、具有世界视野、贴近人性表达的电影。
  遗憾的是,有文化冲动的明星,在中国的娱乐圈还是太少。相反,高抗消费主义大旗的娱乐业领头羊们,仍然在以“市场需求”的名义,大肆推销快速复制品。
  这样的背景下,柳云龙们需要得到保护。观众也需要呼唤娱乐圈出现更多的“柳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