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青岛的太平角和昆明的翠湖，经常昂首观察天上的云地上的水。他在《水云》中写青岛海边的静思：“地上一切花果都从阳光取得生命的芳馥，人在自然秩序中，也只是一种生物，还待从阳光中取得营养和教育。因此常常欢喜孤独伶俜的，带了几个硬绿苹果，带了两本书，向阳光较多无人注意的海边走去。”
我觉得沈从文这一生，好似水云。在天为云，在地为水。虽被大风改变形状，但内心不变，终究是水做的。
沈从文被时代的风暴吹折为上下半生，上半生是文学家，下半生是文物专家。1949年之后的沈从文远离文学，焉知非福。他过得隐忍低调，谨小慎微，即使这样，仍然逃脱不了“文革”中的批判和流放。读他谈文物的文章，行文流畅，颇有文采，毕竟是出自文学家之手。这些文章的背后是深深的孤独、远离时代的平静。不管是文学家还是文物专家，沈从文不改其书生本色，对文化的热爱，渗透到他的血脉之中。
当年沈从文飘荡在北京，在零下十几度的房间写作，没有食物吃的时候，就饿上两三天。沈从文经常盖着棉被，一只手捂着流鼻血的鼻子，一边写作。是郁达夫、徐志摩、杨振声帮助他度过人生最寒冷的冬天。从1929年开始，沈从文以蜚声文坛的作家身份进入中国公学教书，到1949年因遭遇精神困境自杀未遂从北京大学退出，这20年间，他一直以写作教书为生。文学家在小说中随心所欲进行创作，超脱生死，但在现实中，无法预知人生的下一步会遭遇什么。在新文化运动的余韵中，沈从文漂在北京时，他无法预料到自己会成为文学家；他成为文学家之后，无法预料到会在时代的变革中改行，无法预料到后半生的荣辱浮沉。
正因为沈从文所经历的一切，带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悲剧色彩。成为审视作家与时代的一个样本。张新颖的新著《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是我们进入沈从文内心世界的一座桥梁。张新颖特意将沈从文的这一段话放在开篇：“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为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断的情感，千载而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这显然是沈从文在整理那些无人问津的文物之时，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正是这种思悟和感情，沈从文赋予文物以生命力。说起来，文物比人更长久，文学作品比作者本人更强大。沈从文意识到这一点，功名显赫，财富万千，终究是一时的，化为尘，被风一阵风带走。所以，沈从文能够沉静而专注地做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他沉重的肉身为时代的风暴所左右，载浮载沉，但他的精神有一种顽强的定力，超脱时代，淡泊名利，断断续续做完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张新颖特意说明：“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要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借助沈从文的书信、文集等文字材料，构筑了沈从文的精神史。个人足迹与精神轨迹，时代环境与思想转变，政治运动与内心变化，全在书中呈现。个人与时潮的冲突，“信”与“思”的冲突，“事功”与“有情”的冲突，未能忘情文学创作“写”与“不写”的冲突，一一读来，都让人感慨万千！
读《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一个问题在脑海萦绕不去，沈氏悲剧是怎样形成的？有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沈从文的自杀和转行，和曹禺的忧郁和落寞，巴金的沉思和随想一样，构成1949之后作家生存之样本 （沈从文在给黄永玉的信中称自己 “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样本”）和谜案。
1949年1月，“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当众人兴高采烈地迎接北平的解放之时，沈从文的神经已发展到“最高点”上，“不毁也会疯去”。他翻出了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写了一段感慨，其中四字为“人生可悯”。经历过自杀事件后，向死而生的沈从文，隐忍，沉默。到了上世纪60年代，“经常在‘斗争’的呼声中如临深履薄，深怀忧惧，不知如何是好”。
晚年沈从文的老泪，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一九八五年，有记者访问沈从文，他谈到“文革”中打扫厕所，女记者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沈从文顿时嚎啕大哭，泪如雨下，张兆和像哄小孩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读到这样的细节，只能说“人生可悯”！夫复何言？
《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细节饱满。张新颖勘探、梳理沈从文的文献，细细勾勒，为读者呈现一幅沈从文的立体影像。诸多有意味的时光和人生片段，连缀而成沈从文的后半生。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沈虎雏把誊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写得好吶。”——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写的文章。……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沈从文晚年读的最多、反复读的一本书，就是《圣经》。如果真的有天堂，希望沈从文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朵自由自在的云。
沈从文魂归湘西。在故乡凤凰的墓碑上刻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边城沧桑，长河流不尽。惟愿他倾听着家乡的江河水，灵魂获得安息。(今年是沈从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谨以此文作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