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前就读过苏双碧的文章，具体的篇名记不清了，但知道了这位有文采、有思想的文史学者。近读《走过的路：苏双碧回忆录》，才了解到这是一位从贫困的乡村走出来的成就卓著的史学家。
苏双碧 1933 年出生于福建南安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兄弟姊妹 9 人。14 岁那年，家里穷得几乎揭不开锅了。有一天晚上，父亲声音低沉，面带愁容对他说：“给爸爸分点忧，出去找点事做，有一口饭吃也比窝在家里强。”原来是一邻居在泉州养路段工地打工，那边需要人，愿意带苏双碧去那里打工。就这样，第二天早上，苏双碧与父母和哥哥依依惜别。
他们走了六七十里路，又幸运地赶上了一辆去工地的破旧货运汽车。一到工地，苏双碧就和邻居大叔干起活来，到了吃饭时，吃的竟是米饭，还有简单的蔬菜，这让他感到很大的满足。可是干了没过多少天，他就发现工地上不少人（包括邻居大叔）天天在包工头开的赌场聚赌。这使他心中浮起恐慌，深恐在此呆久了也会被拉下水。
几天后，他以父亲生病为由离开了这是非之地。但他没有回家，而是拦了一辆车去了泉州城。他记起日本投降前，有一位陈姓老头和老太太为了避日机轰炸，逃难乡下，曾在他家住过几天，临离开他家时，老头说他在聚宝街有个中草药店，让他们有机会去他家坐客。幸运的是，他真找到了陈老头开的“陈记中草药店”。老头老太太还能记得他，听了他的诉说后，暂且收留了他，但这个中草药铺小本经营，实在用不上人了。老头就问了其女儿的金纸店要不要学徒工。可巧，金纸店新近辞退了一个学徒，他就在金纸店呆了下来。到了1949 年 9 月，泉州获得解放，16 岁的苏双碧看到一个朋友参加了革命工作，他也跃跃欲试，可一打听，人家只招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碰了钉子让他有点醒悟了，他认识到要参加革命也好，要改变自己的门庭也罢，根本的一条是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这一朦朦胧胧的思想火花，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历程。
1950 年 6 月，经熟人介绍，苏双碧参加了解放军晋江公安部队。部队生活很紧张，对他是很好的锻炼。第二年的 6、7 月间，省里来了一位办公厅主任，说要从部队挑选一两个小鬼到省里当通讯员，条件一是聪明点，二是能说几句普通话。读过三年小学、会说几句普通话的苏双碧有幸被选中，到省检查署当了一名通讯员，其实就是一名勤杂人员。那时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习抓得很紧，1952 年春苏双碧上了文化业校，知道了学习重要性的他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把业余时间都用到学文化中去。这期间他写的一篇四千字的作文心得发表在《厦门日报》副刊上，对他是莫大的鼓舞。之后，在他的争取下，机关领导批准他去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他学习非常刻苦，三年后虽然没能考上大学，但学过了各科知识，使他建立起自学的基础。速中毕业后，人事部门对他说，肃反的任务很重，基层缺干部，要把他调到长乐县工作。苏双碧二话没说，服从分配，从省城机关来到长乐县城，当了一名机关书记员。上班时间忙得很，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补习高中的课程。
1956 年，中央决定扩大招生，要求有条件的青年，积极报考大学。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他自知更要加倍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一年的高考中，他发挥出色，被心仪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这一年他已 23 岁。
1956 年秋，北京大学开学的第一天，系里举行迎新大会，当晚要求每人呈交一张入学登记表。全年级 120 人，他记得参加工作前只念过小学的只他一人。这对他是压力，也是动力。他决心把双倍的时间投入学习中，几近废寝忘食。上课之余，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毕业分配时，北京市历史学会到北大历史系要一个毕业生，历史系送去了包括苏双碧共三人的档案，最终历史学会选中了他（因他在和清华大学的老师一起编“一二九”学生运动史时曾与该学会秘书长有接触，给她留下一些印象，是她选中了苏双碧）。
就这样，他见到了他敬仰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成了他的直接下属。吴晗要求他注意业务，多读书，钻研问题。在北京历史学会，他协助吴晗不仅组织了一次次的学术会议，还具体操办了《历史知识讲座》和《历史问题讲座》，邀请郭沫若、郑天挺、邓广铭等知名历史学家主讲。历史学会只有苏双碧一人，但组织的活动很多，许多活动都见报，因此知名度很大。不少兄弟学会慕名来取经，吴晗总说：“一个人，一支笔，一部电话，如此而已，精兵简政。”在历史学会，苏双碧的职业就是与专家、学者联系，时间长了，他们成为朋友，无话不谈，这使苏双碧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1964 年，学术界已经不太平，11 月苏双碧被北京市委抽调到通县牛堡屯公社一个大队去搞“四清”，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1965 年 9 月回到北京，这年冬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吴晗一夜之间从革命干部变成十恶不赦的罪人。1966 年“文革”开始，北京历史学会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了。在经历了被诬为“反党急先锋”、“清队”中遭子虚乌有攻击后，1969 年 5 月苏双碧随一万余名干部被赶到农村当农民。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读书看报，心想就当农民吧。后来陆续有人被调回北京，他又产生了读书的欲望，于是把有关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几本书带到农村，断断续续地读完，又系统地读了《史记》《资治通鉴》和《鲁迅全集》，并产生了一个念头，下决心不在党政部门工作，想到高校教书，他找到北大历史系老师。1973 年 4 月，他回到了母校。但在北大仅仅待了一年多，就被调到光明日报社工作。
他在报社主要做史学版编辑，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对史学理论进行研究，发表了几十篇史学文章，先后出版了《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苏双碧史学理论集》等论著。与此同时，他撰写了几篇引起海内外关注的文章。一是写了为《海瑞罢官》平反的第一篇文章。十年动乱后，吴晗能不能平反？《海瑞罢官》能不能平反？成了千百万人所关注的问题。但“文革”在当时还不能否定，替吴晗写平反文章要担风险。史学家黎澎找了几个大手笔，都因心有余悸而谢绝了。因曾与吴晗一起共过事，了解一些内情且对他深怀敬仰，苏双碧在经总编辑杨西光的同意后，写出了《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以通栏标题于 1978 年 11 月 15 日在《光明日报》第三版整版刊出，在国内外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效应。随后，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不断涌现。不久中央和北京市委接连为吴晗、邓拓和廖沫沙平反。为缅怀吴晗这位大学者，苏双碧和夫人还写出了 30 多万字的《吴晗传》，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二是写了为遇罗克冤案平反的第一篇文章。遇罗克曾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不久，写了一篇点名批驳姚文元的文章，文革初期还写了反对血统论的《出身论》，被当成反革命抓走，1970 年 3 月被杀害。苏双碧在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遇罗克的母亲找到他家，诉说其子的冤情，请求他作为名记者，为遇罗克伸冤。第二天上班后他就向报社领导说明遇罗克被杀的情况，怀疑是冤案，要求以记者身份去公安局查看档案材料。经报社领导同意，他去北京市公安局、中级法院调查案情，经过认真研究，认定这是个冤案，并以光明日报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后遇罗克案得到平反，苏双碧写出了文章《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刊登在 1980 年 6 月第 4 期的《新时期》杂志上。
1984 年夏天，光明日报社调整班子，一天正在南京出差的苏双碧被告知拟任理论部主任，已报中宣部批复。他连夜给编委会写了一封信，以缺乏组织能力和想多挤出时间搞学术研究为由，提出不担任此职务。后在总编辑杜导正的劝说下，才接受了任命。1988 年《求是》杂志创办前，中组部一位主管副部长找他谈话，宣布中央决定，要他去《求是》杂志任副总编辑。
在《求是》杂志工作十年间，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苏双碧仍然坚持读书、思考，笔耕不辍。退休之后，他依然未放下手中的笔。光是从 1994 年到 2000 年，他就先后发表了 160多篇文章，出版了《洪秀全传》《沙滩问史》等四本书。直到现在，耄耋之年的他还在史学研究领域耕耘着。
苏双碧从一个学徒工，而成长为史学家、总编辑，关键在于他始终在读书、钻研、写作，不为任何困难所阻。这对我们难道没有什么启示吗？
（作者系外国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