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艺术家”王蒙于 2021 年以《猴儿与少年》再登文学舞台，作品通过转述鲐背老人、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与年逾耄耋之龄的作家王蒙两位故事人物的对谈内容，重现施老 1958 年下放至大核桃树峪村以来所经历的“换一个灵魂”的劳动改造体验，回忆与当地村民侯东平、侯长友父子及猴儿大学士三少爷之间的往事以及六十余年来多次重返故地的见闻思考。这一史心诗韵的小说延续了作者王蒙以往作品序列的叙述风格，即不唯时间动线下的情节发展，而多以意识与情感的流变推动文本前行，因此文本中交错的跨时空人物情感体验与启悟哲思、叙事者与自我和他者生命经验的多重对话均被赋予功能意义。但如果我们只把意识、情感流动视作一种创作手法或文体形式层面的经营，又可能压抑了文本内容层面的复杂多歧与流动开放。在此，不妨跟随施炳炎与大核桃树峪村环状结构的“到访—体验—离开—重返”，即在生成有机知识分子主体想象与身份认同的“旅行”或“漫游”实践中，以主人公与叙事者的情动为介面，重审社会转型与世界巨变的时空叠印下有关个人与集体、命运与存在、乡村与城市、革命与现代的文学想象。
有研究者曾指出王蒙的“意识流”或自由联想体赓续了古典文学“兴”的手法，事实上，“兴”也内含“情感”维度。《猴儿与少年》以“小道不经之说”苦心经营“纸上的事业”观照革命风暴与民间风貌中生命的存在，以情感记忆与体验为革命史、政治史、社会史注释补正，在文学想象与时代景观、世情百态的互文新诠、心灵考古中再次带领读者回眸凝视业已结束的“短二十世纪”及其所交织错落的正当性与无理性同现代化进程、现代性视野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跨时空小说即叙事性质的虚构文本视为一种另类口述史，则已被这一文体非着意呈现事件的客观真实而以建构“有情的”细节导向内在真实的“温柔刀”击中。王蒙在组织文本的过程中有意将已至耄耋之年的“小说家王蒙”直接引入文本，这一对谈者扮演着“听故事的人”、革命经历者与本体性“王蒙”的多重角色。以作家为职业的“听故事的人”角色将在可能的“潜文本”中呈现“当说者被说”的时刻，又在与主人公施炳炎的交流中以同为革命经历者的身份传递共享情感与记忆。由于王蒙本人在当代政治史、文学史占据重要位置，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极容易将小说中的“王蒙”形象、施炳炎的经历与现实世界的王蒙合而为一，将其多元杂色的人生经历、政治身份、文学作品、传记史料等视作互文性材料叠加带入《猴儿与少年》叙事空间中，如从施炳炎“七个我”的思考延伸至王蒙对自传题目《九命七羊》的回应、小说中有关火车的所思所悟也应和了王蒙散文《船》中对交通工具的印象，以流动开放式的复合文本解读，建构出具有纵深感的立体的情感空间。
作为一位秉持着“创作是一种燃烧”的文学家，以“津津有味”的心理流动与情感经验表达时代之变与价值永恒，将诗化抒情引入小说叙事是王蒙的拿手好戏，对主人公施炳炎的塑造也体现出以虚御实的创作功力。鲐背老人施炳炎将他的故事融入社会大历史中，以革命历史、现代建设与个人情感、民间生活交融的方式替换知识分子“罪与罚”式的单一视角，通过对主体感觉、人物意识的铺陈为主观真实、情感真实赋形，剖白出个人与时代、国家、社会、命运并非简单的规训与抵抗、干预与脱轨的关系，而具有以灵活能动性的个人情感、集体情正推动自我更新与再塑。与以往当代同题材的小说相比，王蒙及其笔下的“施炳炎”们所附着的知识群体符号性在于以个人情动折射跨时代的文化症候与情感结构，这种驳杂多元的情感舆图不耽于作为事件、运动性质的劳动改造所召唤的肉身工具化与知识服务化，而更强调民间风貌与革命风暴中身心一体、顺时权变的砼心工程由调配主体间性再造情感共同体中的新主体性与能动性，从形而上的理论知识世界中单数的“我”与抽象的“人”的思考转向形而下的客观世界中的人情练达、以情悟道，选择复数的“我们”与“人民”立场，回应着时代语境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感情起了变化”，重塑意识形态与情感政治。文中与侯东平、侯长友等农民的日常交往以及念兹在兹猴儿三少爷的命运境遇便是以事与情双向介入的方式，使书斋式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乡间山水、人民儿女日常生活建构成“风景”中激活主体的“内面”生成。王蒙在小说中对猴儿委以重任，即便仅与三少爷短暂同室相处二十小时，施炳炎依旧触物兴怀，从猴儿表演、人类戏猴、送猴归山等场景中将猴儿视作人类的分身，反思过往经验、喟叹人的命运与存在、回望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愿景中不同的位置选择、共情于历史与社会“众声喧哗”中的高歌与低吟。正是在种种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共同体的情感交互实践中，王蒙、施炳炎为代表的“有情主体”在不断重新规划“诚”与“真”的所指。
（作者系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