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对外传播之路上，有这样一批特殊的群体，如果留在自己的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也可能在他们的各自领域里事业有成，成绩辉煌，也可能早已腰包鼓鼓，甚至高官厚禄，也可能一辈子碌碌无为。无论如何，那样的话，他们将与中国无缘，人生变得平淡无奇。然而，中译外这片广阔的田野里，有了他们，就如同增添了及时的甘露，开出的花朵更加绚丽多彩，果实更加丰硕高产，耕耘中他们也成全了自己的事业，收获了中国人的高度尊重，甚至无限的怀念。这是一支强大的智慧力量，是横跨数十年的文字大军。
参加中国对外翻译和出版的外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爱泼斯坦为代表，他们先后参加了中国的革命，后来加入了中国国籍，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他们不仅是最初的访客，也是在中国革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加入中国的外宣队伍，是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新中国建设者。另一类跟中国翻译出版结缘的外国学者又分为两小类别，一类是汉学家，他们一生都在通过翻译、写作和教书研究传播中国文化。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学习中文出身，但是出于对中国的好感和好奇，拿出自己一段时间在中国工作。虽然背景不一样，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了中国的对外翻译和文化传播。
沙博理就是第一类外国人中的一员，他于上世纪 50 年代进入外文出版社工作，后来在《中国文学》杂志社担任主译和改稿员。1972 年，沙老转入外文局《中国画报》杂志社，担任改稿员，并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他是我的前辈，我的老同事，在与他共事的多年里，我们也成为了莫逆之交。
我和老沙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1977 年，当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但是“五七干校”还在办，我和老沙就这样在河北固安不期而遇了。那时的干校集中了一批外文局从事对外传播的专家学者，其中不乏早年的归国华侨，唯一的外裔专家就是沙博理。出于工作需要和学习兴趣，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收听外台广播，讨论国际新闻，探讨中国的对外传播，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对外翻译。每当这种时刻，我也挤进去学习。
那时我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一是对传播中国文化充满激情，又不知天高地厚；二是跟老沙等老专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混熟了，说起话来无所顾忌。一天晚上，我口出狂言，说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翻译中文图书，而是改为直接用英文撰写，这样的传播更为有效。在场的中国同事都很给面子，什么也不说，只有老沙，严肃又亲切地对我说：“年轻人，不要口气太大。你还不了解外宣的真谛。你先要做好翻译，用英文写书难度要大得多。什么时候用英文写书，要看你今后的发展了。”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了老沙待人诚恳，对年轻人呵护有加。他的话让我头脑冷静，踏实下来，从此开始心甘情愿地从最简单的对外翻译和出版做起。
老沙在外文局工作的数十年里，笔耕不辍，翻译了众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誉为“红色经典中国翻译家”。临近退休之际，他开始写作，从马海德人物传记到四川经济改革，从中国古代刑法到中国的犹太移民，他一直在身体力行地传播中国文化，对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老 沙 于 2014 年 10 月 18 日 在 家 中安详辞世，不久后，12 月 23 日，是沙博理冥诞 100 岁，由中国外文局主办、人民画报社承办的“读读中国故事 听听中国声音——沙博理追思会”上，宣布建立沙博理研究中心，设立位于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研究基地，时任外文局局长周伟明把“沙博理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基地”的铭牌，授予在场的中国海洋大学任东升教授。这是外文局在高校设立的唯一沙博理研究机构，希望给老沙留下的宝贵财富建立一个“大本营”，他的千万字译著和四部个人作品能够得到全面的发掘和研究。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任东升教授自沙博理 2014 年逝世以来，每年为纪念沙博理先生诞辰撰写一篇文章，从不同侧面为读者介绍立体的沙博理。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海洋大学成为推介沙博理翻译研究的重镇。就我所知，目前沙博理翻译研究的大部分高质量成果，均来自于此。在我参加的翻译研究学术会议中，多次看到本基地的沙博理翻译研究成果，“沙博理研究”已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具有领域性研究前景。
根据基地提交中国翻译研究院的2019 年工作汇报，沙博理研究成绩可喜。团队完成了外文局委托课题“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该课题旨在扩大对外来译家群体的研究路径，深化对沙博理翻译艺术的认识。作为委托课题的一部分，还完成了沙博理英文自传《我的中国》的重译工作。由任东升撰写的 2 万字词条“沙博理”被收入三卷本《中国翻译家研究》（当代卷）（方梦之、庄智象主编，2017）。从沙博理的长篇小说翻译发现了“萃译”现象，该术语被收入《中国翻译大辞典（修订版）》。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的13 位研究生围绕沙博理翻译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选题，并顺利获得硕士学位，其中1 篇硕士论文获得 2019 年山东省优秀硕士论文。
自基地成立起，中国海洋大学每年开设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专题课，2019年正式成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翻译学方向的硕博共享选修课“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090K0356）。课程实施过程中倡导“师生学术共同体”理念，探索出“项目 - 课程 - 成果”教学模式和“三阶九级”研究生学术能力培养指标。可以说，这是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与高校科研团队强强联合的硕果，为破除“科研 - 教学”两张皮、探索科研成果转化，走出一条示范之路。
我与任东升教授及其团队有些学术上的交往和交流，况且本人曾长期在中国外文局工作，推广沙博理研究的任何成果，我都有义务、有责任。本书是中国外文局委托中国海洋大学任东升教授团队系统研究沙博理的成果，从研究人员构成看，包括博导、教授、讲师、硕博研究生，甚至还有指导本科生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内容看，覆盖沙博理的 28 部译作，涉及小说、古典诗词、民谣、歌曲、散文等，涵盖之广是以往相关研究难以企及的；从研究视角看，既在叙事学、文体学等理论基础上开展分门别类、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尤其是提出的“国家翻译实践”“制度化翻译”“制度化译者”“萃译”等新概念，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作为翻译艺术的研究专著，本书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而是与语料库、数据分析等定量方法相结合，宏观演绎与微观实证相结合，使得沙博理翻译研究更客观、科学，为“外来译家”研究提供了范例。
在今天研究沙博理翻译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一是老沙是通过翻译和写作对外介绍中国的前辈，他的作品充满了传播中国的智慧。我们肩负着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光荣艰巨的使命，需要从前辈的作品中吸取养分。老沙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我们学习的宝库。二是中译外工作量不断增加，中译外人才培养日趋重要，我们面临日益增加的中译外任务，老沙参与开创的对外翻译的事业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尤其是需要更多的外国学者参与进来。沙博理研究可以给促进这项工作更多的直接启迪，帮助我们把这支队伍建设得更加强大，让这条道路更加宽阔。三是基于上面两点，这本书对加强对外传播事业的决策者有参考作用，对于中国对外翻译事业的研究者有启发作用，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者有引导作用，对于有兴趣从事对外传播活动的参与者有指引作用。据此，热切期待这部作品的出版能激发更多具有高度参考价值的对外翻译研究活动。
是为序。
（本文为《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一书序言，该书为中国外文局沙博理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研究基地推出的专著成果，任东升、王芳等著，2022 年 8 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作者系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总编辑）